经济连续60多个月的持续下行，虽然部分宏观经济领先指标已有企稳迹象，但经济复苏的动力明显不足，要确保经济能够尽早从底部复苏，须从供给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仍然是恢复增长动力的关键环节。

金融抑制趋缓，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原本就在渐渐地不断抬高，然而无论是长期的高税收成本，还是前几年不断抬高的资源要素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都在不断地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消化，而2013年以来急速拉高的融资成本，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所能够消化的范围，使大量原本盈利的企业快速沦为亏损，严重抑制了有效供给，并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投资、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的下滑，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正是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融资成本高企，市场需求疲软等等，这些问题让大量中小企业挣扎在倒闭的边缘，经济的不良运转也就不足为奇。

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融资成本的高低。回顾过去两年，2013年6月下旬爆发的钱荒，期间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而正常情况下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各个利率水平保持高位停滞。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底总理在天津考察期间，第一次提出了流动性概念，并且表明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2014年，国务院前后八次提及降低融资成本问题，虽然上半年利率水平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是到了10月份则出现了大幅反弹。同年11月，央行年内首次降息，从而开启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增加流动性的新周期。

今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降息，这些举措是值得肯定的，对于降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数据显示，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由年初的 3.64%下降到1.79%，代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长三角票据贴现利率由4.40%降至2.85%。影子银行利率水平方面，大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由5.30%下滑至4.20%，温州地区民间综合融资利率由19.75%降至18.18%。对比信托贷款类产品与公司债的收益率，信托产品由9.34%的收益率下滑至8.87%，公司债收益率由3.89%降至3.09%。总体来看，今年市场融资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三季度下降尤为明显。

融资成本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大量企业扭亏为盈

尽管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成本处于下行通道，各个利率水平均出现下降，但是同世界上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融资成本依然处于高位，这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资本拥有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对比近几年各国企业债的发债利率水平变动情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融资成本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走势。第一次持续性上涨出现在2009年6月，延续到2011年8月，利率水平从2%上涨至5.77%，而其他国家的企业债利率水平却在波动中处于下降的趋势，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波成本上扬则出现在2013年的“钱荒”时期，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构成当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首要原因。

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虽然与当时不尽相同，但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统一的，归根结底，经济下行是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供给结构没有得到优化的结果，而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供给层面推动改革。如何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则是供给侧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融资成本高企带来的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的严重后果，对经济有害而无利。相反，在中国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相对水平较高的环境下，利率水平存在着一定的下降空间，如果能够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比如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就可以把正在亏损或者挣扎在盈亏平衡线边缘的上百万家企业解救出来，甚至从此换发出勃勃生机。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那么综合经营成本就能够得到有效把控，随之而来的则是实业资本投资增加，紧接着实体经济的好转传导到资本市场，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明确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明确提出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复苏而言意义重大。事实上，宽松一词，作为一个中性词汇，不应该赋予过多的含义。过去，迫于曾经的通货膨胀阶段遗留的舆论的压力，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以稳健为主，对于“宽松”一词采取回避态度，但实际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制定却离不开宽松的大趋势，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对于全球经济同样如此。

当前中国面临着三大经济背景。首先，全球资本市场处于一个宽松的环境中。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推出了历时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近期的加息预期也一再推迟。欧洲央行在今年年初宣布，开始购买区域内各国国债，全面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的风险。最新公布的10月份CPI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已经连续两个月涨幅收窄，即使中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产生通胀的危险。最后，外汇占款减少。人民币(6.3786, 0.0086, 0.14%)的不断兑换，资本外流，必将带来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趋紧，进而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风险。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市场流动性，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核心是如何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这五大财富源泉包括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制度和管理。只有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解除供给约束，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才能实现“斯密增长、库兹涅兹增长、熊彼特增长”三种有效增长模式。而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供给成本，依然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只有融资成本真正下降到企业能接受的合理水平，中国经济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一轮新的上升周期。